破译“不想腐”的心灵密码（上）

十八大之后强力反腐产生多重效应，并在社会各个层面引发共鸣。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距离廉洁政治的梦想如此之近。在不敢腐、不能腐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不想腐”这一目标应该怎样实现？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加以阐释。

■讨论“不想腐”，注定绕不开人性问题。但是，“不想腐”和人性绝不是对立的，人性并不天然具有腐败冲动

“认识你自己”是最为复杂难解的哲学难题，关于人性善恶自古就争议不断。中国儒家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两派，性善生成德治，性恶导出法治；西方则有“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等论述，“理性经济人”假设则成为不少反腐败政策的逻辑起点。讨论“不想腐”，注定绕不开人性问题。但是，“不想腐”和人性绝不是对立的，人性并不天然具有腐败冲动。

人是一个生长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做出不同的道德抉择。隋炀帝时的大臣裴矩曲意逢迎上意，进入唐太宗朝后却面折廷谏，成为一代名臣。晚唐诗人杜荀鹤孤高脱俗，却因谄事篡位者朱温而晚节不保，“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秦代名相李斯附逆赵高，以革命起家的汪精卫最后堕落为日伪汉奸，乡里恶霸周处改过自新为一代名将，怂恿袁世凯登基的杨度晚年支持共产党。从许多贪官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堕落的晚年，看到渐进式到加速式的堕落，不经意的一刹那松懈，成为腐败的开始……在历史长河里，留下太多的叹息、太多的疑问。兵无常势，水无常心，人无常性，圣人感慨“人心惟危”，所以要道生德蓄、善终如始。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社会环境、政治生态都会影响人性。孟子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是看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墨子悲丝，是对人性被环境浸染的悲叹，阮籍穷途而哭，是对理想主义走投无路的感慨。历史上许多人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做出了道德转变，有时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时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就是敏锐把握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党员干部造成深刻影响。事实也证明，刘青山、张子善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屈服，却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败下阵来。

总之，人性本质不在善与恶，而在于趋利避害的过程性和外界影响的社会性。人是在一定时空内活动并适应环境的有机生命体，在人生每一个节点，同时秉有向善本能与逐恶天性。人作出道德选择后，会根据付出的成本大小适时调整策略。如果道德成本不高，大多数人愿意恪守道德本心，珍惜“名节”；如果道德成本很高，而不道德的收益更高，就会形成强烈对比，道德防线失守。政治应该是对内在良知的教化与提升，不是对人欲望的迁就与纵容。

“不想腐”在人性层面可以实现。“不想腐”不是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不是把社会变成严刑峻法的刀剑共和国，而是基于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天性，引导人回归理性和道德，拒绝腐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与发展。一方面从善恶争议回到人心，把真善美视为本心的澄明，而将假恶丑视为本心的屏蔽，即如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使得腐败是本心迷失和自我异化成为共识。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教化引导。趋利避害无关善恶，“不想腐”不是“不想富”，而是倡导正道，为正当趋利创造条件，使人依靠才智和努力创造财富，“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只要有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制约机制，“不想腐”可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廉洁由外在约束成为内在心性，从“免而无耻”达到“有耻且格”。

■不能简单看待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不等于腐败原因的全部。权力导致腐败，但权力不是绝对导致腐败，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慎独慎微、清廉自守

从系统论的角度，不能简单看待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不等于腐败原因的全部，腐败也不等于政治问题的全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权力不是绝对导致腐败，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慎独慎微、清廉自守，古今中外不乏先例。

“不想腐”建立在不敢腐、不能腐基础之上。从“三不”机制的关系来看，既有逐步形成的历时顺序，也有相互促进的共时关联。不敢腐、不能腐为“不想腐”创造条件氛围，看到太多“不敢”的教训和“不能”的现实，腐败会被认为是“有收益但也有风险”，风险概率大于腐败收益，一旦形成社会共识，个人就会减少“想”的念头，条件反射就会成为认知习惯。从畏惧到认同，客观上存在着这样一条现实路径。

“不想腐”建立在已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实现绝对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是大同时代的理想。每一历史阶段追求的“不想腐”，是廉洁观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腐败冲动降到最小值，并同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停滞赤贫的国家，从根本上是不正义的，谈论“想不想腐”没有意义。再清廉的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都会出现道德滑坡。社会财富高度膨胀的转型时期，既会加大腐败风险，也会丰富维系清廉的资源，为“不想腐”提供物质基础。提出“不想腐”，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之上，公职人员有了正确对待手中权力的底气和勇气，可以摆脱温饱状态下的人身依附和社会从众心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意识，珍视自己的职业荣誉、道德，实现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

“不想腐”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恒过程。人类历史中变化是常态，停滞不动的历史就会终结，廉洁也就失去了意义。“道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包括“不想腐”本身，也不是一阵子，而需要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即使是在基本实现“不想腐”的北欧国家，芬兰银行行长因为公务招待多点一道鹅肝引咎辞职，瑞典副首相因误用公务卡购买巧克力被迫辞职。可见“不想腐”绝不意味着放松不能腐、不敢腐，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审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步步引向深入。

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不想腐”的现实路径。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可谓“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寓教化于惩治之中，同时彰显纪律的刚性和温度。“把纪律挺在前面”，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连通“三不”机制的有效路径——发挥党内纪律的治本功能，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崇清尚廉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对传统文化中乡规民约群体示范效应的重新应用。以啄木鸟精神严格执纪，就是让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底线，给笼子通上高压电，使“不敢腐”由条件反射成为认知习惯；把纪律挺在法律之前，采用警示谈话、纪律诫勉等纪律手段，就是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营造“不能腐”的组织环境；发挥纪律的移风易俗作用，把严明纪律作为对干部的真正爱护，就是让“不想腐”成为全党不言而喻的“集体无意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都是可以改造的，“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通过传递导向、引导风气，一定可以实现“不想腐”。

■反腐败的根本目的，除了存量和增量，更要重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建好了，良币就能驱逐劣币，“三不”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中央反复强调，在反腐败问题上要保持“政治定力”，除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之外，还要透彻分析“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看到我们党员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烂树”只是少数，“病树”也大多可治，不能因为个别“烂树”就对整片“森林”丧失信心，而应坚定必胜信念，久久为功，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

反腐败的根本目的，除了存量和增量，更要重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建好了，良币就能驱逐劣币，“三不”就进入了良性循环。从媒体角度，消极的东西往往比积极的东西更能引起关注，但并不能简单从曝光数字揣测腐败概率。十八大以来，从观感和体验来讲，腐败的危险率和清廉的认同率是在同步上升的，腐败的潜藏时间和曝光度也有明显变化。无论是查处腐败还是纠正“四风”，都强调把握时间节点，越往后执纪越严，重点打击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和顶风违纪的行为。这既是重点和政策，也体现了减少腐败潜藏时间、提高查处概率和效率的政策导向。“零容忍”，不是严刑重判，而是有贪必肃，纪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多大官员，不论职位多高、资历多老，不管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坚决有力惩处。这些举措既提振了“森林”的信心，也影响着“病树”“烂树”对形势的判断。

对于“老虎”越打越多、越打越大的解读，对于所谓“刑不上大夫”，枪杆子、刀把子禁区被打破的局面，不同角度和立场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并且会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而变化。目前的反腐败工作，就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示范作用，让本心趋向于善，为“不想腐”提供必要的压力、动力。从效果来看，社会各个层面正在从“选择性反腐”的猜测过渡到对“零容忍反腐”的认同，从“越打越多、越打越大”的无奈过渡到“越多越打、越大越打”的决心，从“与己无关”的看客心态到“反求诸己”的退恭自省，反腐败问题上没有孤岛，没有人可以成为漠然处之的看客。不少徘徊在灰色地带的官员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正在努力摆脱腐败的困扰，以“形势”为由拒绝曾习以为常的诱惑与纠缠，寻求内心的安宁，权力不再成为乐趣而成为义务。孔子最担心的“闻义不能徙”，正转变为“过而能改”的冲动。这难道不是“不想腐”的端倪？

道德水准清廉程度与职位高低并不具有直接关系。物有不齐，人有分殊，其中包含着个人努力、机遇条件等主客观因素，但官阶流品绝不等于道德高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人可以为尧舜，只要以尧舜治天下的诚意对待自己的事业，就能在道德问题上问心无愧。在日益强调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职位高低只是岗位和劳动分工不同，那种将官阶高低作为评价人物标准的思维已经落伍。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基于良知和兴趣的行为。这正是未来中国形成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的希望所在。

正视而非无视争议，直面而不回避问题，是本届中央领导最鲜明的执政特点。关于反腐败的种种猜测和杂音，中央领导同志都进行过有力回应和准确解释。今天中国从事的反腐败事业，是放诸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理直气壮的事情。一个国家的价值不能建立在对腐败的纵容之上，一个不廉洁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法立足，一个不廉洁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暗淡无光。未来的中国政治，“不想腐”必将成为根植内心的绝对道德律，通过对腐败问题的正确解答和最终解决，最终树立中华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长河中的历史地位，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篇章。（胡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