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文化传导中的偏失　加强廉政文化的构建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息息相关。因此，在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格局的今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实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课题。

一、文化传导的特性

社会物质层面和各种因素对腐败的产生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首先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物质存在的制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不良精神文化对腐败的催生作用。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活动所创造，并又为这种活动方式提供价值依据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由于文化传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发生偏失，会导致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一种社会文化的契机，文化传导的偏失性有以下情形：

（一）文化传导源的随机性。传导源即信息源，如果传导源稳定、可靠并具权威性，人们的行为规范就可能统一有效。如果传导源四处都有，且又互不统一，甚至尖锐对立，这样人们就难于作出一致的行为选择，有可能走向邪路。这些年，由于文化信息源拓宽了，尤其是西方文化对本士文化冲击很大。这种冲击一方面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禁锢大为解除，由关闭而变得开放：另一方面，也使不少人产生了盲目仿效西方生活方式，分不清毒草和香花，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坠入腐败深渊。因此，净化文化传导源，加强其目的性，克服其随意性和松散性，是消除社会腐败的文化前提。

（二）文化传导内容的腐朽性。文化传导不光是一种信息传播，而且带有某种特定的价值指令。一个新闻的发布，一篇小说的发表，都不是盲目的、偶然的，而是体现了作者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告诉人们“该怎么样”或“不该怎么样”。这种价值取向经过反复剌激就可能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实践。因此，文化传导内容的健康与否，对社会风气的好坏至关重要。电视屏幕上展示的高档别墅、豪华汽车、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等上流社会的生活，这无形中刺激了人的贪欲。许多人走上腐败之路往往是从向往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开始的。也许传导主体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欣赏，但文化中的任何一个不健康分子都可能成为毒害一个机体的腐蚀剂。

（三）文化传导效果的逆反性。用相反的观点和眼光来看正面的文化传导，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逆反领悟现象。当人们追求某种文化，但如果在体验中获得与追求相反的效果，那么，人们就不会将它作为可依赖的东西了，当它再次出现时，人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人们曾对一些极“左”的观念疯狂过，但一经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就对什么也不相信了。上过一次江湖骗子的当，就怀疑天下没有一个好医生；这样文化传导的效果就不可能形成正反馈，人们会逆文化价值导向而悟之为之。越是社会倡导的，他越反对；社会越是反对的，他可能做得更起劲。当我们宣传某人廉洁奉公时，他可能认为这是假的，以为大部分人都是腐败分子；如果披露某人的腐败行为，他可能认为这是做样子，说说而己。这样，他就有可能加入腐败行列之中。因为他没有正确的心理防疫机制，文化传导对他不起正面的警示作用。

二、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

（一）历史基因。腐败问题呈现蔓延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与上述的文化传导的偏失性有关。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西方，都可以寻找到文化传导偏失性的遗传基因。从历史而言，中国历史的文化精神中，有着许多熠熠闪光的精华对后人的道德情操提供了精神沃土，但也有不少的精神文化糟柏制约着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滋生腐朽社会风气的“养分”，其中对腐败具有潜在影响的文化糟粕有：

1、“民不与官争”的忍耐意识。中国的老百姓是天底下最老实的老百姓，一向以坚强的忍耐而著称，不到实在活不下去的地步，或者是倍受欺辱到了不堪忍受的时候，是不会轻易与官争论的。这种忍耐性发展到极致会导致民族精神的麻木，腐败官员的为所欲为便有了足够的土壤和空间。

2、“群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的忠君观念。中国历代君主，政权在手，天下初定之后，处心积虑要做的事是实现对臣属政治经济权利的分配，保持官僚内部的稳定，使之对君主绝对忠诚不二，不萌动邪恶异心，所谓用心良苦。所以，封建社会各级官僚对其属下所要求的都只是“忠诚”而非“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诚”。明代的魏忠贤，清代的和坤，便是例证。

3、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人治”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具有渊远的历史积淀性和传统文化的惯性。“个人崇拜”作为“人治”社会的“副产品”是封建主义思想的产物，它是“人治”社会重仁礼轻法律、重特权轻民主、权力至上、官本位、家长制等封建残余的现实表现，其深层表现是社会意识贫困，社会政治思想水平下降，社会知识潜力遭到破坏，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受到压制：其外在表现是社会各界的思想行为标准“唯上”，而且僵化，假、大、空现象普遍。那些被“崇拜”起来的“个人”们，其社会和行为会沿着“集权——专权——专横”的趋势发展。变公共权力为个人意志，用个人意志操纵社会，导致权力畸形而腐败。

4、“贵至富随”的官本位心态。在中国历史上，富与贵是合一的，一个人要想过富裕生活，必须有显贵的社会地位，而显贵与达官又是同一的，因此，做官是谋取富的最好途径。由此而衍生的官本位意识，异化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以做官和官之大小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以之为一大盛事，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者出现了。

（二）现实表现。从现实而言，腐败文化的蔓延，既有其历史文化糟柏的折射，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性，表现在：

1、羡腐心态现象。这种心态可以说己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赌，却被人讥讽为“呆板”、“假正经”、“不合群”；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的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被人羡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这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又常常在背后议论他们是“后台不硬”、“赶上倒霉”等。真可谓“笑贫不笑贪”。

2、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在西方精神文化中，既有有利于摆脱僵化、教条、墨守成现的思维方式的精粹，也有与我国的国情不适应对社会发展起阻滞作用的糟柏。拜金主义的精神文化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激素。拜金主义就是金钱拜物教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拜金主义的本质：货币所具有的这种神秘力量，来自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物欲世界里，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不是人支配金钱，而是金钱支配人。我国对外开放以来面临的最早文化冲击之一就是拜金主义对人的观念的再造。腐败的产生蔓延，除了物质存在的客观影响之外，主观方面确实反映了拜金主义观念对某些公职人员的腐蚀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权钱交易，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唯利是图成为某些掌权者的“信条”。

3、“优汰劣胜”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些清正廉洁的干部被孤立，一些“反腐斗士”会为周围所不容。一批坚持原则的干部不适应环境被淘汰出局，一批习惯太平的干部对环境无能为力而随波逐流，一批作风不正的干部投机取巧却得到提升，吉林省白山市系列腐败案凸现的“逆淘汰”现象，就是“优汰劣胜”的最好注释。这种现象中的三类人，其结局说明了三种问题：第一类清正廉洁、坚持原则者被淘汰出局，表明一些地方曾经讳莫如深的宫场“潜规则”正浮出水面，“谁不进来谁是‘另类＇＇”，谁不融入这个“系统”就是“不懂事”，必遭淘汰，难怪乎书店里《厚黑学》、《为官秘诀》畅销；第二类系中间者、多数者，其随波逐流表明他们也曾经抗争过，但在无奈中选择了沉默、放弃或离开，选择了无能为力，在一杯茶和一张报中虚度光阴；第三类作风不正者青云直上，表明这类人在系统腐败的“漩涡”中由被动腐败转向了主动腐败，以牺牲人格为代价实现了荣归故里锦衣还乡之梦。这种现象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一些地方由于廉政文化弱化，使之无法与腐败文化抗衡的的悲剧。

4、对腐败和丑陋的集体性淡漠。道家中的“无为”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折射很明显。在一些地方“反腐斗士”为社会所不容，原因之一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触犯了某些人“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他们感到孤立不自在，甚至感到无法工作和生活，而且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难于其难。原因之二在于群众对丑陋现象的麻木淡漠，那些诸如“慕马案”之类的“摆在大街上的腐败”使人们的道德防线变得岌岌可危，由痛心而心凉，由心凉而沉默，如同第一次听到“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你的眼泪”这句广告词时，一般人真的会感到一种震撼，但日子久了，又任凭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流水不止而无动于衷。习惯和麻木心理是国民劣根性之顽疾，鲁迅对此挖掘甚深，它有着一种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三、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影响，这些都对今天的廉政文化和反腐败工作带来了严重挑战，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挑战。

（一）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带来的的挑战。这一点前文已有涉及，简言之，“家长制”政治文化导致了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下属只能惟命是从；“官本位”文化意识异化了一些干部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人治”文化导致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成了其思想行为中的决定因素。

（二）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性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人性价值的保护，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也伴随着开放步伐进入我国。从理论上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性关怀的大目标而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文化理念与我国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时，人们的兴奋点却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而把实现它的前提、相关环境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小农的褊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为一己之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走上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有些干部沉湎于淫靡色情文化的氛围之中，思想上醉心于谈“情”论“色”，行动上醉心于寻花问柳。

（三）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带来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发生变异而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随着这种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正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

另外，一种名符其实的“腐败文化”己经凸出水面与廉政文化正面交锋。在社会一些领域出现了一种为腐败鸣锣开道或喊冤叫屈的“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腐败难免”、“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等等，宣扬这种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的言论，在我们的一些党政部门工作人员中也不乏其人，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四、构建廉政文化，促进反腐败工作

文化传导的偏失性给当今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反腐败策略，在现行纪检体制下，在以往反腐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加强反腐败的文化构建。

近年来，一些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学家及有识之士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传统价值观被抛弃得越多，因而提出了一种向传统价值观回归的思想。继英国前首相梅杰在英国发起的“回归基本伦理”运动后，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大混乱》中提出纵欲无度、道德败坏、文化堕落是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需要长时间在哲学上反省，文化上自我批判，重振道德和价值观念，以获得道德上的影响力。新加坡提出以德助廉、重视教育与预防，先教而后诛的思想观念。此外，韩国、瑞士、古巴等国在国际反贪大会上均提出，道德价值观念的变化加剧了专政的蔓延，强调关键的因素是文化的失衡、人心的堕落、道德观念的沦丧等问题，如果不改变文化和道德人心，再多的反腐败措施都有落空的可能，以文化道德标准在市场经济中遏止贪污腐败的观点，己成为一些国家反腐败的主流意识。时代的发展趋势如此，我们中国亦不能例外，那么，加强反腐败的文化构建应从哪些方面切入呢？

（一）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重视文化意识。目前，我国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层次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已经是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都需要重新构建。为警惕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柏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充分认识到重视文化意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这并非言过其实，西方社会的人均收入高，因此，在西方人视为中等水平的正常消费在我们看来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费”。改革开放后，“高消费”文化观念冲击着我们，一些人盲目地追求所谓的“贵族气质”，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挥霍、斗富摆阔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变态和扭曲。在杭州就出现过两个“大款”为“斗富”在众目睽睽之下烧掉几千元人民币而面不改色；在长春一家OK厅，一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而另一大亨则表明买下当天全市所有的鲜花，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北京一“大款”以2万元一桌宴席招待广东“大款”，广东大“大款”则以6万元一桌的回请相奚落，而北京“大款”一气之下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我们的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去港澳豪赌更是一掷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还大言不惭地说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建立在满足个人欲望之上的。传统文化中的糟柏对我们领导干部影响较大的是迷信思想，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热衷为民执政为民谋利，而是热衷于风水、八卦，在风水宝地上去寻找和祈求自己仕途的畅顺。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先后索要私营业主人民币100多万元，刚接受调查时，办案人员给了他一张纸，让他写交待材料，他却大书特书佛教救国的论调，并反复写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意为：去啊，依无上妙智到彼岸），一连写13遍，以祈求保佑，消灾免难。既要佛保佑他升官发财，又要佛保护他逃避惩罚。

因此，重视文化意识，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高尚情操，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确立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以律己的慎独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处理好工作与休闲、劳动与享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构建起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体系。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给我们党注入全新的思想文化理念，构筑廉政文化至始至终贯彻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只有这样才能净化文化传导源，提高与腐败文化的抗衡力。

（二）在反腐斗争中要增加文化含量。可以说，目前在反腐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实施解决的一些治本举措，大部与文化相关联，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起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的观念，强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和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他们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主性。慕绥新、李真、文强等人的忏悔书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共同都认为自己走到这一步，主要是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看来，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

（三）在反腐斗争中要营造文化氛围。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发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取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具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进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潮。

（四）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注重文化规范。廉政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建立不起来的。它还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即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来培育和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

反腐倡廉作为一种理念，我们竭力倡导；作为一种政治追求，我们为之终身奋斗；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的法网疏而不漏，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研究和探讨还很少。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很需要廉政文化的滋润与熏陶，只有当廉政作为文化理念和行为准则植根于社会多数人的心中时，反腐败才能成为社会的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