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四维 礼义廉耻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出自《管子·牧民》，原话是“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一曰义，一曰廉，一曰耻”。《牧民》是《管子》一书的首篇，维即总纲，四维即四种纲纪，“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由此可见管子对四维的重视程度。管子认为，四维能够引领规范民众的行为，它是国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则国家兴，支柱废则国家亡。这一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治国理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在维护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规范社会秩序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指出“克己复礼”，认为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礼记》中有这样几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意为，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鸟兽，是因为懂得礼义。《荀子·修身》中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先贤对于礼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强调到了极点。我们不能说礼是万能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没有礼是万万不能的。礼，对于个人而言，是规定品德修养、行为举止的具体要求；对于社会而言，是规范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具体约束。“克己复礼”，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回到礼义的规范中来。

    作为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礼有制度规范，侧重于外在的约束，而义、廉、耻则是三种自律性的道德，侧重于内在自觉意识的培养，以期达于完美的人格。

    在古人看来，“义”，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而且是一种理想人格。“义者，宜也”，意指公正的、合理的、应该做的。《论语》中多次将义与君子联系起来，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义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在古人眼中，义是规范人们言行的尺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公义不计私利，讲大义不计小利，方能称之为义，否则称之为不义。按义的标准待人处事，谓之讲义气，或称义士，否则就叫不义气，称作不义之徒。

    在中国古代，廉是指对待财物的一种正确态度。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古人从不同的侧面来论述廉的价值和贪的危害。管子认为，廉就是不包庇坏人，不心藏私欲，即“廉不蔽恶”。白居易“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他做了三年刺史，离位时所带仅天竺山两片石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体现了经世济民的人生理想。他一生心忧天下，开一代廉风，死后入殓时连一件新衣服都找不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是美德，廉是家风；廉是清风，廉是正气；廉是天理，廉是人心。

    至于“耻”字，古人更是多有表述且晓畅明了。在《论语》中，“耻”总是被反复提及。比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看来，知耻是如此重要，不知耻则不知为人。正如孟子所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知耻不仅关系到个人品德高下，而且关系到国家兴衰和社会安宁。一个缺乏耻感的社会必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个人无论运用多么卑劣的手段，只要获取了世俗利益，就会得到众人的承认甚至追捧——这多么可怕！

    礼义廉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为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推崇。康熙皇帝亲作《四维解》，认为“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孙中山先生主张要以礼义廉耻教化国民，并亲自设计和推广中山装，解释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提倡人们要依照四维随时检点自己。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先贤圣哲提出和推崇四维，其实也是在推崇以德治国，它同构建严格规范的法律体系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要求，须臾不可离开和偏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意高远，内涵深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礼义廉耻的精神内涵。今天我们讲礼，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心有敬畏，行不逾矩；讲义，就是要讲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见义勇为，非义不取；讲廉，就是要奉公守法、公私分明，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讲耻，就是要知荣辱、明是非，积极求荣免辱，维护做人的尊严。（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