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腐败的文化路径

本质上来讲，权力与制度都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因此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制度限权，也有必要回过头来从权力与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上思考它们产生及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从文化之“本”上探寻权力的“良治”之道和制约权力的“源头活水”。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公民文化以及个人层面的道德伦理文化，涵括权力的价值功能、社会期望和心理趋向，强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建设，对于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将产生方向上引导和行为上规制的潜在功效。

核心价值观：防范权力变异的重要导向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和文化规范力量，它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凝练后的“浓缩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语言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概括，对于广大民众通俗易懂地理解和运用其理念十分必要，当然也是领导干部首先必须践行的基本准则。但是对于领导干部的价值观要求不能仅停留在一般群众所能理解的观念水准上，而应注重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典藏版”中进行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和引导，亦即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价值观涵养，让领导干部置身于来自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道德层面的深层文化价值理念的熏染，使其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与里、浅层与内在、概念与理论的思维认知与现实融通，从而为权从何来、权为谁用进而避免权力异化提供深厚的价值文化支撑，更好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所有观、权力目的观、权力实现观、权力责任观、权力道德观、权力制衡观。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应以一种“妇孺皆知、通俗易懂”的价值观准则，规范领导干部的为政操守；另一方面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与精髓，深植于广大干部脑海深处，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到广大干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实践当中，不断破除特权思想、官僚意识、等级观念的影响，为可能变异的权力提供更高层次的政治文化导向和思想道德规制。

公民文化：遏制权力滥为的基本防线

公民文化是一种主动地对社会和政治情境进行自我认知和评价的生活方式。提出“公民文化”概念的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能潜在地平衡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惨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现代心理”，就是公民文化的映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因此也指出，现代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把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每个公民，让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可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文化需要培育，糟粕文化必须通过进步文化去消解。公民文化的参与理念、进取精神、平等观念、权利意识等思想特质是对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臣民文化等的直接抵制和批判。没有进步的公民文化的浸润，现代民主制度框架下的腐朽文化幽灵绝不会自动散离，权力腐败的文化现象也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当下，对社会公民进行以公平、正义、权利等为价值理念的文化培育，是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廉政文化：杜绝权力腐败的固本工程

当腐败蔓延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就形成一种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反过来又助长新的腐败。腐败文化直接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冲击党和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对腐败文化的深层遏制有赖于廉政文化的积极构建，提高每个人的道德文化境界，塑造全社会的道德氛围。

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行为的总称，是进步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建设廉政文化重在传承、借鉴、实践和创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廉政方面的文化遗产，很多观点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意义。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发展中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政治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可资借鉴的有用思想。廉政文化要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来普及和开展。要以家庭和学校教育为重要阵地，广泛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挖掘资源，创新宣传，深耕宽耕廉政文化土壤，通过廉政文化的思想渗透、道德教化和文化熏染，形成全社会崇廉反贪的道德文化氛围，方可汇聚成有效制约腐败的文化力量。（朱联平）

——摘自《学习时报》